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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宗旨及目標 | 基本理念 | 教學建議 | 相關的法律參考資料 | 附錄 |  首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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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的 法 律 參 考 資 料 一、高度自治 自治，意思即依法自行管理本地區的各項地方事務，這種管理方式是自行管理，並不是由中央派員來管理，而所管理的是本地區範圍內的事務，超出這個範圍則由中央負責管轄。此外，還須按《基本法》的規定來管理，不可以任意妄為。 高度自治是《基本法》確立和貫徹的一個原則，按照這個原則，特區政府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除此之外，還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享有處理對外事務的權力。 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相對於中央的權力，高度自治權是從屬於國家主權的地方自治權，但是《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與一般的地方自治權又有所不同。原則上，地方自治權是在一定的地區範圍內，由中央政府授權地方政府行使管理權。高度自治相比起一般的地方自治，範圍更大，但並不是沒有限制的，如沒有限制的話，這就不是自治，而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了，因此，特區的高度自治是受到限制的，《基本法》明確了特區享有高度自治的範圍。 在行政管理方面，除了外交、防務、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等由中央管理外，澳門特區在其他方面均享有管理權，如可以自行制定教育政策、保持財政獨立、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等。 在立法權方面，按照中國憲法的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才有權制定全國性的法律；而在澳門特區的立法會，則有權制訂、修改、暫停實施和廢除在特區實施的法律。 在司法權方面，世界各國的地方法院均不能享有獨立的司法終審權，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院，對於有管轄權的案件是享有終審權的，由此可見，特區在司法方面的高度自治權。 《基本法》規定了有權行使高度自治權的主體是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而這些機關的據位人須由特區的永久性居民擔任，這樣便保證了澳人治澳，以及高度自治權在特區的落實，並體現了中央對澳門的信任。 二、基本法的法律地位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要認識一個國家，必須先認識其憲法，因憲法當中規定了國家的政權模式、經濟制度、國民的權利與義務等事項。作為澳門特區的憲制性法律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和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實行的基本政策，包括本澳的政治體制、經濟、文化、居民的權利與義務等方面的制度，是保證澳門特區實行高度自治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基本法律。 基本法派生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要貫徹一國兩制，首先要維護一國的地位和權威，再在這個基礎上實行兩制。眾所週知，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我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了「國家可以在必要時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憲法的這個規定，是實行兩制的依據，同時也保證了兩制在澳門特區的實行。 憲法的法律地位是最高的，任何法律如抵觸憲法均屬無效。《基本法》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也是特區的立法基礎，任何法律都不可與之抵觸，否則便會無效。 《基本法》分為九章，共有一百四十五條條文，當中每一個章節的規定，與居民的生活都有密切的關係，亦與整個社會的脈搏緊密相連。許多市民關心的問題，例如澳門的稅收是否需要上繳中央政府；各種專業資格的評審辦法會否隨回歸而有所改變？遊行、請願及示威活動是否可以繼續進行？等等，都可以在《基本法》的條文中找到答案。 除了「居民的權利與義務」一章是與我們有最密切的關係之外，其實在其他章節中的規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我們常說的高度自治；行政、立法、司法獨立；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保護私有財產權等內容，就規定在總則部分。至於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特區各個機關的設置、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等內容，都在不同的章節中作了詳細的規定。 每一個法律，甚至憲法，在生效一段時間之後，都會因應社會的變化而須作出修改，《基本法》亦不例外，在修改《基本法》時應如何進行呢？哪一個機關有權限對其作出修改？對於這些我們可以從「基本法的解釋和修改」一章中找到答案。 此外，《基本法》的最後一章「附則」，當中規定了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在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等市民關心的事項。 由此可見，《基本法》所規定的內容非常重要，而其法律效力又這麼高，身為澳門居民當然要對其多加了解，這樣既有助於認識澳門的政治和法律架構，對我們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亦是非常重要的。 三、特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第一屆立法會的產生，體現了國家主權和平穩過渡的原則。為了在政權交接時有利於維護特區的穩定和發展，經參考回歸前最後一屆立法會的組成人數，第一屆特區的立法會由23人組成，其中直接選舉議員8人，間接選舉議員8人，其餘的7位議員由行政長官委任。為了保證澳門政權的順利交接，全國人大在關於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中規定了「原澳門最後一屆立法會的組成如符合本決定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願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者，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確認，即可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如有議員缺額，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決定補充。」根據這一規定，澳門最後一屆經選舉產生的立法議員（不論是直選或間選），如符合上述的規定，均可以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議員；至於回歸前被澳督委任的7位議員則不可過渡至特區第一屆的立法會，而須由行政長官作出委任。以委任方式出任議員的制度，主要是為了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以及議員的專業背景；此外，在委任議員中亦有一些法律界的專業人士，他們對於立法的工作可以提供專業的意見。 《基本法》附件二對特區第二屆及第三屆立法會的議員人數作了規定。當中可以看到第二屆立法會的人數是27人，直選及間選議員人數較第一屆均增加了2人（即直選、間選議員各10人），委任的議員人數不變（7人）；第三屆的議員人數則增加至29人，直選議員較第二屆又增加了2人（即12人），間選及委任議員的人數並無增加，仍分別為間選議員10人，委任議員7人。 從第一至第三屆的立法會議員人數來看，總人數在不斷增加，尤其是直選議員的人數，從回歸前的8人，增至第三屆的12人，但委任議員的人數卻不變。可以看到我們的目標是以一個漸進的方式來發展民主，而不是採用急進的方式，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回歸前普遍居民的政治參與意識較低，如要完全實行直接選舉，既不切實際，亦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因此要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建立適合澳門特區的民主制度。 至於第三屆之後的立法會議員人數及選舉方式，在附件二中則並沒有進一步具體提及，只是訂明「二零零九年及以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這樣規定的目的是為了讓特區立法會可以靈活地及視乎當時的民主發展狀況來訂立適當的選舉制度。 四、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回歸之後，中央與澳門特區的關係即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中央是指國家權力機關，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一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政府。 從《基本法》的規定可以歸納出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有三種關係： 1）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2）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 3）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 五、保留葡式文化的意義 葡萄牙後裔居民，即我們俗稱的「土生葡人」，是當年定居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與當地的中國居民通婚而生育的後代，他們大多在澳門土生土長，且能說流利的葡語和廣州話，他們的生活方式既融合了葡萄牙文化，亦深深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因而形成了一個混合兩種文化習慣的生活方式。對葡裔居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的尊重，不僅能使他們繼續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也為澳門的社會文化增添特色，這種特色在生活中的各方面體現出來，例如在飲食方面有糅合澳門及葡萄牙特色的「土生菜」等。 《基本法》除了確認了中文與葡文都是特區的主要官方語文之外，亦規定了「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重」。 對於上述維護和照顧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的規定，既是「一國兩制」的體現，也是為了維護社會的長期穩定。依法保護其利益，尊重他們的習慣和文化傳統是有現實意義的，因為葡萄牙後裔居民在澳門歷史上曾為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在回歸後，他們作為澳門居民的一分子，同樣希望能繼續發揮自己的才能，在不同的領域為澳門作出新的貢獻。同時，澳門作為一個旅遊城市，其中一個吸引遊客的地方就是中西文化的交融，這個豐富的旅遊資源，對促進特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是起著積極作用的。 六、死刑問題的爭論 死刑是剝奪犯罪人生命的刑罰，這種刑罰源遠流長，不論中、西方自古均有死刑的執行。中世紀之後，西方國家隨著刑罰理論的演進，死刑的適用才開始受到嚴格的限制，直至現在，保留死刑的國家一般只會在危害極大的犯罪中才會適用死刑。 然而，對於應否繼續保留死刑這種刑罰，各國學者眾說紛紜，贊同保留死刑的人認為死刑可以威嚇意圖犯罪的人，使他們在衡量過犯罪的得與失之後而不再犯罪；有人認為只有死刑才可以從根本上阻止犯罪人再次犯罪；亦有人認為死刑較長期監禁犯罪者省錢。反之，要求廢除死刑者的意見則認為，死刑不會比其他刑罰有更大的威懾力，同時會斷絕了犯罪人悔過自新的道路。 在《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中，對於死刑的問題一直是爭論的焦點，有人認為在葡國憲法中明確了「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設死刑」的規定，且澳門一直以來也沒有設死刑，為了確保原有的死刑政策在回歸後不變及使澳門居民的生命權得到保障，應當在《基本法》中寫明不設死刑。但亦有人認為由於澳門在回歸前的治安不斷惡化，居民的生命及財產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所以不宜在《基本法》中寫明不設死刑，這個問題應由特區根據社會治安情況自行作出決定。 在回歸前，由於澳門受到葡萄牙的管治，並受葡國憲法制約，因而在死刑問題上無選擇權，但在回歸後，《基本法》規定了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對於澳門內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事務採取哪一種政策，應由自己決定，其中包括死刑政策也一樣，如《基本法》規定了廢除或保留死刑，就好像剝奪了特區應當享有的死刑政策的選擇權。 每一個地方的立法者對於刑事政策問題，都有發表意見及作出選擇的權利，以美國為例，美國有52個州，其中38個州保留死刑，14個州廢除了死刑。因此，對於是否設立死刑，應作為一個刑事政策由特區立法機關自行決定，而不應由《基本法》規定。 《基本法》對死刑問題不作規定，一方面是基於死刑政策不應在憲法性法律中作出規定；另一方面亦是基於高度自治的原則，讓澳門特區根據本身的意願去自行決定包括死刑存廢等問題的刑事政策。 七、駐軍 軍隊是國家權力的象徵，澳門回歸中國之後，國家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然而對於駐軍的問題，在制定《基本法》的時候並沒有對其作出明確規定，這是因為在《中葡聯合聲明》中沒有關於在澳門派駐軍隊的規定，而制定《基本法》就是要把《中葡聯合聲明》中已經載明的中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然而，《中葡聯合聲明》僅規定了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當時並沒有關於駐軍問題的討論。 另一方面，由於澳門地方狹小，陸上通道與珠海拱北相連，三面環水，均被中國的領海包圍，因此中國軍隊的海防範圍已足夠維護澳門地區的安全；此外，與香港的情況不同，香港在回歸前，一直有英軍駐守，反之，葡國自1974年「425革命」成功後，便宣告澳門不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並在1975年底命令全部駐軍撤離澳門，之後澳門並無軍隊駐守，這亦是在制定《基本法》時沒有討論駐軍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 在起草《基本法》時，對於是否規定駐軍有兩種意見，其中一種意見是要求在《基本法》中明確寫上不駐軍的規定，當時反對這個意見的人士認為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央政府，有權在國家內的任何地方駐軍，因此這個意見不被採納；另一種意見是要求將《香港基本法》關於駐軍的一段寫入《澳門基本法》，認為寫上了之後，假若將來真的需要駐軍時便可以有所依據。但起草委員會認為，《基本法》既然不能限制中央派軍隊駐守澳門，在《基本法》中寫上其他限制性規定也沒有必要，因此採取了一個較靈活性的做法，只在《基本法》中規定了有關防務的問題，而並沒有將駐軍的規定寫上。 直至回歸之前，由於澳門治安不靖，且情況不斷惡化，為了維護澳門的穩定，最後中央決定在回歸後於澳門駐軍。規範澳門駐軍的法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該法是一部在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它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為依據而制定的。《駐軍法》共六章三十條，當中明確了中央和澳門特區在澳門防務與駐軍問題上的權限和責任、規定了駐軍的職責、駐軍人員的義務與司法管轄、駐軍與特區政府的關係等等。 八、三權的理論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與制衡的理論。他提出這個理論的理由是：如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機關的手中，自由就不會存在了，因為人們會害怕國王或者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如司法權與立法權合而為一，便是一種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實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司法權與行政權合而為一，那麼法官便擁有壓迫者的力量；如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裁判私人犯罪或爭議權均由同一人或同一機關行使，則一切都會完了。 三權分立就是為了保障自由，而三權分立的實現，則必須做到三權制衡。立法權即制定法律的權力，應該由人民集體享有，由人民自己選出的議會機關來行使，這樣制定的法律就能保障基本公正；行政權主要是維護公共安全、防禦侵略以及其他法律的執行權，它只能依法行事而不能違背法律；司法權是依照法律懲罰犯罪和裁判私人爭訟的權力，具有獨立性，司法權應由法官行使。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必須由不同的機關分別享有，三權彼此獨立，同時要互相制約。例如：行政要服從法律，但君主可以行使對立法的否決權，立法不能干涉行政，但可以審查、監督君主對法律的執行，同時議會亦享有彈劾權；司法須以立法為依據，但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行使對立法的審查權。這樣，整個國家權力的配置便處在獨立、制約、平衡的基礎上，防止權力被壟斷，以保障自由。 現代很多國家或地區都根據上述的理論，並針對自身的具體情況對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種權力作出適當的安排。 九、行政與立法相互制衡 行政權與立法權互相制衡的原則在《基本法》中得到明確體現。特區雖然實行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模式，但又不主張行政權力過大，而要受到立法權的一定制衡。從以下的規定可以看到行政與立法相互制衡之處：
十、行政主導 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司法獨立的基礎下，行政、立法互相制約、配合，且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權主導政治體制的運作。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有雙重身分，既是特區的首長，又是特區政府的首腦。作為特區的首長，其地位高於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佔據主導地位；行政長官代表特區向中央人民政府述職、聯繫，又代表特區接待外國元首和官員的來訪，進行各種禮儀活動。而作為政府首腦，他又領導主要官員和所有的公務人員。 行政長官有雙重的權力，既行使特區的權力，例如負責執行《基本法》，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佈法律，委任政府官員、法官和檢察官、部分立法議員等；又行使特區政府的權力，例如領導政府，制定政府政策，發佈行政命令等。 行政長官可對立法議員的提案權作一定的限制。第75條規定了「凡不涉及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議員提出前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即立法議員對於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方面的內容不可以提出議案，涉及政府政策的也要經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才可以提出，從這裏可以看到對立法議員提案權的限制，體現了行政主導的原則。 十一、一國兩制在特區經濟制度中的體現 《基本法》第五章以18條條文確立了特區經濟方面的基本規範，當中包括了私有制的保障、財政、稅收、金融、貨幣、對外貿易和重要產業制度。 在一國兩制下，特區實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核心內容是保護私有制和自由經濟。保護私有制先要保護私有財產制，其主要內容是保護一切合法取得的財產；保護財產的合法使用（即使用財產時不會受到他人的限制）；保護處置財產的權利；保護繼承的權利；保護補償的權利（政府因公共利益可以對私人和法人的財產進行徵用，但須給予補償，補償時一定要符合三個標準：1.應以財產徵用時的實際價值來作補償標準；2.補償的貨幣要自由兌換，否則變相使財產所有人受損失；3.要及時支付，不可以無故遲延支付或拖欠）。除了要保護居民和企業的私有財產權外，對外來投資者的財產權亦會提供保護，這有利於特區的發展。保護自由經濟制度體現在企業是根據市場的需求來自行決定投資的內容，政府不會作出干預。 在財政制度方面，主要有三個內容：財政獨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在特區徵稅和財政收支平衡。
在金融方面，特區自行發行貨幣，澳門元作為法定貨幣在特區流通，政府有權決定貨幣的發行，《基本法》規定貨幣發行須實行準備金制度，即發行貨幣的銀行在經政府批准或授權發行貨幣時，須事先向金融管理局繳付等額的外匯，以作為發行貨幣的擔保和外匯儲備，這些外匯保證金是特區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之一。政府可授權銀行行使發行澳門幣的職能，目前澳門的發鈔銀行有兩間：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和大西洋銀行。 澳門不實行外匯管制，澳門元可自行兌換，政府保障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由，外匯也可以自由進出澳門，不受任何限制。保持外匯自由除了有利於企業的對外貿易和金融機構的經營外，還有利於居民自由選擇貨幣使用和保值，方便他們外出就學、經商、旅行；此外，特區的外匯儲備由特區政府管理和支配，不須納入國家的外匯管理體系中。 十二、行政會 行政會是《基本法》規定設立的一個機構，其主要作用為協助行政長官在作出決策時提供諮詢意見。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行政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對於行政會所提出的諮詢性意見，行政長官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如行政長官不採納行政會多數委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以明確由行政長官承擔責任。 行政會是由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所組成；這樣的安排主要是為了對行政長官的決策工作提供幫助，主要官員行政管理經驗豐富，直接處理重要的行政事務，對於行政長官的決策可提供有益的意見；立法會議員參與行政會的工作，他們了解立法會中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如果行政與立法對某一問題存在不同的意見，就會在行政會中反映出來，通過主要官員和立法會議員在行政會中互相溝通，進行協調，以消除分歧，求同存異，以解決矛盾，這樣便能體現和貫徹行政與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原則；社會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有助於加強政府與社會各界的溝通和聯繫，了解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在重大決策中反映、平衡和照顧社會各方面的利益，且這些有代表性的人士可能是某方面的專家，在決策中諮詢專家的意見，亦有利於集思廣益，減少決策的失誤。 《基本法》第58條規定行政會由行政長官主持，每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行政會是為行政長官決策提供意見的機構，行政長官須親自參加並主持會議，同時為了保持行政會制度的穩定性，使其充分發揮決策諮詢的作用，因此規定每月須召集一次會議，以利於其正常運作。 十三、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 司法權是每個國家重要的主權標誌，它是指由國家司法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審判和法律監督的職權，而終審權通常都由國家統一的最高法院來行使。 《基本法》賦予特區法院行使審判權。即特區的法院依法審理各類案件，並依法對案件作出判決。法院在行使審判職能時，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不論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也不論任何社會團體或個人，都不可以對法院作出干涉；即使上級法院也不可以干涉下級法院對某一案件的具體審判工作。 特區法院除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外，對所有其他在澳門特區發生的刑事、民事、經濟、行政等案件，均有司法管轄權，即均有權受理和作出裁判。 特區設立三級法院：終審法院、中級法院和第一審法院。三級法院組成特區完整的司法體系，案件的當事人如對第一審法院的裁判不服，只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可以到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而在法定的情況下，亦可以就中級法院的裁判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終審法院為特區法院等級中的最高機關，所有案件經終審法院審理後，便屬最終裁決。中級法院作為第二級法院，主要接受對初級法院和行政法院裁判不服的上訴，而初級法院和行政法院就是第一審法院，前者主要審理未由法律規定歸特定法院審理的案件，例如：民事、刑事、勞動方面的案件等，後者主要審理行政、稅務及海關方面的案件。在初級法院內設有刑事起訴法庭，其主要職能為在刑事偵查方面行使審判職能、進行預審以及就是否起訴作出裁判，並負責執行徒刑及收容保安處分方面的司法工作。 十四、基本法的解釋與修改 無論法律規定得多麼詳細，也不可能把現實生活的各種情況納入規範，加上不同的人對於法律條文的理解會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必然會出現法律解釋的問題。另一方面，法律生效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社會的環境及價值觀可能有所改變，法律要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作出適當的修改，這樣才可以有效地調整社會關係和發揮作用。 中國憲法規定，解釋法律的權限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基本法》是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解釋權當然屬全國人大常委，從這方面也體現了國家的主權。除此之外，人大常委授權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關於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這個規定照顧了特區的實際需要，便於特區及時審理案件，且保證了特區獨立行使司法權和終審權。特區法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經人大常委授權，只有在審理具體案件時出現問題才可以作出解釋，但人大常委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並不取決於具體的情況，它可以隨時作出解釋。特區法院在作出解釋時，除就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進行解釋外，原則上也可以對《基本法》內的其他條文進行解釋，但如解釋的內容是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區關係時，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特區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特區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但在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前的判決則不會受到影響，即解釋沒有追溯力。 人大常委會在對《基本法》作出解釋前，須徵詢其所屬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這一程序可使人大常委會在作出解釋前能更好地瞭解澳門的情況，更有助於對有關條款進行及時而準確的解釋，同時也體現了中央對特區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的尊重和保障。 《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國家基本法律，它的修改權當然屬於全國人大了。法律的修改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因為要從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同時亦要考慮法律的穩定性，對須修改的內容及時作出修改，對不須修改的部分盡量保留，這樣才可以保障居民的利益。《基本法》規定，修改《基本法》的提案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特區，且亦對行使修改提案權作了嚴格的規定，對特區提出的修改議案，須經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數、特區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行政長官一致同意後，交由特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這樣規定的目的是為了使特區在提出修改提案前，要事先獲得澳門社會各界的共識，同時可反映澳門居民的普遍要求，這是全國人大在審議特區提出的《基本法》修改議案時，所必須考慮的前提。在提出議案後，尚須將議案交給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研究，以便他們提出意見，之後才將修改議案列入人大的議程。 對於《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既定的方針政策相抵觸，因為《基本法》體現了國家對澳門所實行的基本方針政策，因此在修改時，當然不可以與這部分的內容相抵觸，這樣除了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外，亦對澳門社會的穩定提供了保障。 十五、特區對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的保障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除了受到《基本法》、特區法律的保障外，也受到國際公約的保障。 1）基本法的保障： 2）國際公約的保障： 3）法律的保障： 由此可見，對於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的保障不僅是廣泛的，且亦是充分的；任何機關或任何人均不得任意剝奪他人的權利和自由，任何非法剝奪和限制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的行為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居民的權利若受到侵犯，是可以提起訴訟以維護自己合法的權利的。 主要參考書目： 1.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00問》，楊靜輝編著，江蘇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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