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期　2004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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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思教學

 

  
>> 提高中國語文寫作能力的法門
　　　　──多讀多背多寫多修改		 文•老志鈞

　　「語文」一詞，向來有兩種涵義：一種是語言文學，一種是語言文字。本文要談論的，只是語言文字，又僅限於寫作能力這個問題。提起這個問題，有識之士就感到憂心忡忡。在澳門，多年以來，中文水平江河日下、寫作能力貧弱不足，是有目共睹的事。只要隨意看看時下的標語廣告、報章雜誌、書籍刊物、政府公文、學生作業......等等，就不難發現處處充斥以下現象：用字有錯別、遣詞有欠當、造句有欠妥、行文有不暢、邏輯有不通，議論有不周。這些現象，成因甚多，誠如詩人余光中教授說的：「交莖牽藤，錯節盤根。」1 實非三言兩語，能解說得清楚明白。

　　語文是文化的載體，是表情達意的媒介，也是用以思考、獲取知識的工具。提高語文水平、提高寫作能力，有利於人際的交往、資訊的溝通、文化的傳遞，這個道理，相信許多人都會明白；只是，該如何提高？則眾說紛紜。有人認為，要從語法學習、理性認識入手；因為長久以來，澳門的中小學校都不大重視語法教學，學生也就欠缺全面、深入、有系統的語法學習。無疑，學習語法，總有好處；但是效益不大。因為文章的寫作，又豈只語法範疇內構詞造句的問題而已。語言學家朱德熙教授說：「有人以為文章寫不通，寫不好，就是因為不懂語法。只要讀一兩本語法書，就可以學會寫文章。這種想法是不對的。語法只管句子的構造，主題思想、篇章結構、修辭煉字等等問題，寫作的時候都必須考慮到，但這些都不在語法研究的範圍之內。」2 我們都知道，前人學習文言文，又何嘗從語法入手，那時候，恐怕不知道甚麼叫做語法；但是前人的寫作能力，都比現在一般人要高。

　　或許有人以為，要提高寫作能力，就須以普通話（國語）為語文科的教學語言。他們提出的理由是：現時澳門大部分學校都使用粵語教學，以致教學語言（口語）和教材語言（書面語）脫節，這種「言文不一」的現象，有礙語文的學習。只有以普通話為教學語言，學生掌握了普通話，口語和書面語一致，寫作能力才會提高。這種論調，真的妥當嗎？恐怕未必。學生掌握了普通話，寫作起來，會較為便利；但這不等於寫作能力因此而提高。掌握了普通話和提高寫作能力，兩者並沒有必然關係。語言學家詹伯慧教授說：「把普通話在中國語文教學中的作用誇大到只要學好普通話，語文水平就一定能提高，無疑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3 又說：「要不然，說得一口漂亮普通話的人，都自然成為寫文章的能手，北京的中小學生就再也用不著學語文課了。」4 事實上，文言文的學習、詩詞曲的學習，又何來「言文一致」？要知道「言」與「文」，總有距離，中文如是，其他語文也如是，「我手寫我口」是句不太妥善的話。我以為，要提高寫作能力，即學好書面語，還是要從書面語學習。

　　所謂「學好書面語，要從書面語學習」，就是指多閱讀。這種說法，看似老套陳舊、毫無新意；不過，語文學習本來就無須太著眼於擺新姿、弄花樣，只須踏實耕耘，就有收穫。至於閱讀的方法，大致有「略讀、精讀、重讀」三種。略讀者，是對書籍文章，稍為瀏覽知其大概。精讀者，是對書籍文章的一字、一詞、一句、段落、章節、整篇，都仔細斟酌，多番推敲，務求了解得透徹周詳。重讀者，是隨時重溫已讀過的書籍文章，以求溫故知新。若問到哪些書籍文章要略讀？哪些要精讀？哪些要重讀？這須視乎閱讀者個人的興趣和目的。總之，多閱讀，漸漸就會積累寫作能力應有的營養，學會用字、遣詞、立意、構思、布局、謀篇等寫作技巧。正如《文心雕龍》所說：「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5 既然閱讀有益，那麼該讀些甚麼書？小說家白先勇教授，以他的經驗告訴我們：「影響我的文字的是我遠在中學時，看了很多中國舊詩詞，恐怕對文字的運用，文字的節奏，有潛移默化的功效，然後我愛看舊小說，尤其紅樓夢，我由小時候開始看，十一歲就看紅樓夢，中學又看，一直也看，這本書對我文字的影響很大。」6 中國的舊詩詞、舊小說之所以有助於文字的修養，原因是舊詩詞、舊小說詞彙繁富，語言生動，句法簡鍊，平仄貼當，兼且文白交融。當然，古代或現代的散文篇章，只要是立意構思豐富而有深度，攄詞造句簡鍊而富文采，聲調諧暢，鏗鏘悅耳，眾所公認的佳作，都值得多閱讀。

　　「學好書面語，要從書面語學習」，除了是指多閱讀外，也指多背誦。由於口語和書面語，總有差距，背誦顯得更為重要。只是提起背誦，不少人都會反對，認為背誦會拘繫思考、桎梏心靈。其實不然。背誦不等同「填鴨式」 ─熟背答案 ─ 的學習。背誦能培養感性認識，是提高語文水平、寫作能力的好方法。國學大家蘇文擢教授就肯定背誦是有功效的。他說：「一旦背誦成功，思路發展，無論說話或寫文章都能衝口而出，提筆即來，對自己有快感，對人有優越感。」7 文章經過反覆背誦，就會牢牢儲存於腦海中，久而久之，和思想融而為一，成為思想的一部分，進而轉化為寫作能力。下筆行文，就仿如一個扶乩手，筆到之處，自然合乎法度，精練多姿。大學者胡適教授提倡的讀書四到，其中的「口到」，就是背誦。他說：「前人所謂口到。是把一篇文章能爛熟地背出來。現在雖沒人提倡背書，但我們如果遇到詩歌以及精采的文章，總要背下來，它至少能使我們在作文的時候，得到一種好的影響。」8 白先勇教授就很贊成背誦。他說：「我覺得我們應該鼓勵背書，多背古文，多背詩詞，這對文字表現是一種最好的訓練。」9 散文家董橋先生也認為：「我到現在還不敢不相信背誦好文章是學好語文的一個法門。」10 近年來，國內編訂的小學語文教學大綱中，列出優秀的古典詩文八十篇，推薦小學生背誦。也由此而知，以普通話為教學語言，確實不見得就能提高寫作能力；否則不會強調背誦。雖然背誦有功效，但不是凡書都背，背誦必須有所選擇。選擇的要領，不妨參考梁錫華教授的意見。他說：「學塾有一點學習精神在今天還可以提倡的，就是背誦。這不是說現代人要逢書必背，乃是說擇善而背，按程度而背。例如小學生背點『床前明月光』之類的簡易唐詩或新詩。中學生當然不妨稍加進深，合適的詩詞之外，來若干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也不壞。多取古典作品，是因為音調鏗鏘，易於記憶。」11只是背誦也要注意作品的篇幅。舊小說雖然精妙，但篇幅過長，不宜全部背誦。詩詞和篇幅較短的散文，不妨多背。

　　多閱讀、多背誦之外，多寫作同樣是提高寫作能力不可缺少的步驟。要知道，文章不是掛在嘴上，是見於筆下的。光是閱讀、背誦，而不執筆寫作，就好如一個人熟讀游泳理論，卻從來沒有下水，又豈能學會游泳呢！語云：「文章讀十篇，不如寫一篇。」可見實際寫作訓練的重要。多寫就熟，熟就生巧。寫作時，若只在文字上銳意求巧、刻意求美；內容上有意「為賦新詞強說愁」，以致文詞誇侈華艷，句子拗口滯澀，情感浮淺虛假，徒令人煩厭而已。至於打著專業領域的旗幟，濫用術語，賣弄「學術化」的抽象名詞，喜用糾纏繁長的句子，以致文章晦澀難明，冗贅不通，更不足為法。誠如《文心雕龍》所云：「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12 其實，搦筆為文，務求詞彙恰當、文句通暢、議論周密、情意自然。苟能如此，寫作能力，自會提升。

　　文章寫完後，並非就此了事。大文豪魯迅先生說：「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13 我認為，光是看還嫌不夠，更須朗讀數遍。那些地方讀得拗繞舌，聽得不太順耳，大概總有問題，就須要修改。修改要從用字、遣詞、造句、構段、布局等方面著手，每一處都要斟酌推敲，以求修正妥當。唐人白居易的作品淺白易懂，並非揮手即就，而是經過多番易稿的工夫。清人曹雪芹的驚世鉅著《紅樓夢》，歷經「披閱十載，增刪五遍」，始告完成。修改，確實是提高寫作能力的重要環節。

　　十九世紀德國教育家老卡爾•威特（Carl Weter）指出：「孩子的潛能發揮是存在一種遞減規律的，越早開始教育，兒童能夠發揮的能力就越多，反之就越少。」14上述這番話，同樣適用於語文的學習。即以背誦而言，在人類記憶力最黃金的時期─ 六歲至十三歲，及時將值得記憶、值得學習的（如乘法口訣、詩歌）背誦下來，可以永誌不忘，終身受用。到年長以後才背，恐怕如《學記》所言：「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15 要寫作水平高，從幼小培養寫作能力，是最適宜的。即使延遲，也不要超過中學。余光中教授早就告訴我們：「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柢，必須深固於中學時代。若是等到大學才來補救，就太晚了。」16

　　或許有人指出，今日是「後文字」（post - literate）時代，多媒體已排除書籍的中心地位，17 又何必重視語文的運用能力。誠然圖像具體逼真，易於引人注意；但是不如語文一樣能細緻表現人的內心世界、能讓人有更多的思考空間。圖像始終替代不了語文的地位。

　　也許有人認為，我只管我的專業，語文的運用是作家的事，與我何關？況且文章的寫作，達意而已，實在無須在語文運用這個小技上，雕字琢句，錙銖計較。無疑，每個人不一定要當作家，但通順達意的語文能力，是任何專業領域的人都要具備的。語文運用看似小技，運用不當，卻是大忌。我很同意詹伯慧教授以下的話：「倘若語文水準低下，就可能連一篇實驗報告也寫不好，更談不上撰寫學術論文了。大量事實說明，不少很有才華的大學生，專業水平很不錯，可就是不注意練好語文功，結果往往是一流的學術見解卻只能用二流三流，甚至可以說是不入流的語文能力來表達，該是多麼可惜的事！」18

　　總而言之，語言文字的作用、寫作能力的提高，實在不容忽視。西諺有云：「世界上沒有白吃的晚餐。」要提高寫作能力，就須有所付出，付出的自然是多閱讀、多背誦、多寫作、多修改，這些苦修錘鍊的功夫。

(作者為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附註：
1. 見余光中《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香港《明報月刊》，1979年8月號，頁2。
2. 見朱德熙《從作文和說話的關係談到學習語法》，《語法•修辭•作文》，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頁5。
3. 見詹伯慧《提高香港中文教學水準之我見 ── 兼論語文教學質量之評估》，《中國語文通訊》第54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頁9。
4. 同上。
5. 見劉勰《知音》，《文心雕龍》。
6. 見白先勇《驀然回首》，台北 爾雅出版社，1990年，頁142。
7. 見蘇文擢《文學的教育功能及其教學要點 ── 朗誦與背誦》，《中國語文通訊》第14期，1991年，頁20 ─ 21。
8. 見胡適《怎樣讀書》，《讀書的藝術》，台北 大漢出版社，1978年，頁57。
9. 見白先勇《我的國文老師》，《國文天地》第6期，台北 國文天地雜誌社，1985年，頁15。
10. 見董橋《眉園家墊裏的背書聲》，《留住文字的綠意》，香港 明窗出版社，1997年，頁37。
11. 見梁錫華《學塾的背書精神》，《給青少年》，香港博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49。
12. 見劉勰《情采》，《文心雕龍》。
13. 見魯迅《答北斗雜誌社問》，《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364。
14. 見卡爾•威特《卡爾•威特的教育》（Carl Weter's Educational Law），周絳譯，台北 上遊出版社，2003年，頁47。
15. 見《學記》，《禮記》。
16. 見余光中《日不落家》，台北 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153。
17. 見孫隆基《活在「後」一切的時代》，香港 《亞洲週刊》第10卷第37期，2003年9月14日，頁43。
18. 同註3，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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