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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秋高氣爽的周日，我一家四口逛新口岸的香山公園。一到步，十一、二歲的小兒女就問路旁拱橋似的東西是甚麼。
我說那是政府建的友誼紀念物，叫「東方拱門」。
「拱門？生鏽士巴拿（扳手）就真！」一位路過的老伯不冷不熱地說，「簡直是將幾百萬扔下鹹水海！」
這拱門是不是廢鐵？它有甚麼藝術價值？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暫且讓後人去評說。但它在那拱著，的確又遮擋著遠處的藍天白雲和近處燈塔松濤。
我正在思量之間，突然妻子扯我一把：「哎，那不是主任嗎？」我一看，果然是長著栗色毛髮，身材修長的主任向我們走來。我一喜，忘形地向她熱烈揮手，並著兒女迎上前去。
「伊麗莎白！」她用手輕撫著我的女兒的頭，接著又向著我的兒子說：「安東尼奧！」
小兒女用葡語向她問早安，她笑著頻頻用葡語回應。但由於語言的不通，我們有話也說不出來，只能無奈地道別。
「你的兒女有葡文名，入了葡籍嗎？」健談的老伯好奇地問。
「不，我們都是中國籍......」我一邊答他，一邊目送著主任遠離的身影，心中突然浮現著另一道拱門。我深信心中的這道拱門不會像東方拱門那樣遭人奚落......
事情還得從十多年前說起，那時我和母親趁著移民潮來到了澳門，最初投靠一位表親，後來靠雙手自找生計。不久妻子和兒女也獲准來澳，暫棲在路環。同年，父親在內地退休後移居香港，但不到一年就因心臟病發而長眠，烏雲開始籠罩著我們家了。
 小女兒有先天心漏症，經常心跳和口臉發黑，走不了幾步就得蹲在地上喘息。醫生都說宜在小孩時做心臟修補的手術。當然，那要花上一大筆錢。為此，我到當時的社會福利署求助。但當我向幾位說本地話的小姐查詢時，老是得不到要領，得到的是不耐煩的臉孔，冷漠的話語和一絲絲刺鼻的香水味......我感到失望，正想離開。一位穿著外套栗色毛髮的高個子女士攔住了我，用手勢示意我進入辦公室，微笑地讓我坐下，通過翻釋聆聽我的苦衷。不一會，她輕鎖著眉宇打了三、四個電話，然後告訴我有些心漏症會隨著發育而改善，不用太擔心，但也應從速檢查，因我住在路環，她指引去ｘ仔社會福利署辦理「貧民紙」，然後去山頂醫院求醫。臨別她還跟我握手。頓時一股熱流注入了我的心田，對真正的葡國人我有了新的印象。到了那年夏天，我辦妥了有關免費醫療的證件，帶著女兒去醫院。當走到社會福利署山頂醫院辦事處時，我們又看見了那位身穿白外套，栗色毛髮的高個子的葡國女士。她親自帶我們去找心血管專科的醫生，隨後又熱水燙腳似的離開，好像有幹不完的事情等著她親力親為似的。她的出現，使我心裏好像有了底，我不知道她尊姓大名，只知道辦事處的姑娘稱她為主任。
 幾天後，我陪妻子和女兒到醫院驗血，兒子說要跟同學玩耍，要留在路環的家。那些天，酷熱非凡，創了澳門高溫的紀錄，是人都想鑽進水裏圖個涼快。可我還得背著女兒在烈日之下登高爬低，當我滿頭大汗地回到家之際，忽然鄰家的小孩跑來告急：「你的兒子在海邊出事了！」我一聽，像五雷轟頂，連鞋子也顧不得穿，光著腳丫向譚公廟的海灘飛奔而去！原來是幾個小孩在那打水戰，越玩越忘形，誰知樂極生悲，兩個被海浪捲走，其中一個被人救回，而另一個是我的大兒子，卻不知所蹤......我像瘋了一樣，放開嗓門狂呼兒子的名字，在高低不平的堆石叢中跌跌撞撞，腳板被尖石割破，頭顱被礁石碰起了血瘤......遲一步從澳門買菜的妻子回來後，手裏的東西往地裏一扔，她用拳頭捶胸，用手板猛拍大腿，淒厲地呼號。第二天，母親戰戰兢兢的趕來路環，第一句話就問她的孫子，我能答甚麼呢？她當即倒在地上，那時她已患了癌症......
傷心地不宜久留，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我們搬到下環街。在一處露台裏鋪上木板，圍上帆布暫棲身。主任知道後，曾派了兩位工作人員來訪貧問苦，並很快地安排了我陪母親到香港瑪嘉烈醫院診治。
第二年春末，女兒要去廣州的一間大醫院裏留醫，費用由社會福利署支付。整個心臟手術由國內一流的教授操刀，過程很順利。手術後馬上入監護室，各種先進的儀器顯示著她的脈膊、血壓和體溫。第二天早上，情況良好，醫生破例讓我們進去看女兒，並估計兩天後可以轉移到普通病房。我們差一點兒歡呼起來！可是，命運總在作弄人！在幾小時後，全監護室的病人突然起了補液反應，原來是吊的大針有問題。我女兒剛動了手術，體質最弱，反應最烈，渾身打顫。到了下午，醫生突然關門搶救，為她切喉抽痰......聽說那批出事的補液全被撤換，但我女兒的人間地位也被無情地撤換了！幾天後，我們帶著女兒的骨灰，帶著對那些補液的怨恨，帶著一連串可怕的回憶回到澳門。
不久，身受三重打擊的母親病情惡化，入住山頂醫院。兩天後她五官麻木，她要用手撬開眼睛才能看得到我，說話也含糊不清，一周後她吐出最後一口血痰，離開了人間。我和妻子當即跪在地上嗚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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